生送难者，则不过曰“为宽大”而已，曰“必毋用兵”而已。告之曰：“刑乱邦用重典”，周公公训也。至于用兵，不比陆路之用兵，此驱之，非剿之也；此守海口，防我境，不许其入，非与彼战于海，战于艅艎也。伏波将军则近水，非楼船将军，非横海将军也。况陆路可追，此无可追，取不逞夷人及奸民，就地正典刑，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事，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？此又一答难。

以上三难，送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。粤省僚吏中有之，幕客中有之，游客中有之，商估中有之，恐绅士中未必无之，宜杀一儆百。公此行此心，为若辈所动，游移万一，此千载之一时，事机一跌，不敢言之矣！不敢言之矣！

古奉使之诗曰：“忧心悄悄，仆夫况瘁。”悄悄者何也？虑尝试也，虑窥伺也，虑泄言也。仆夫左右亲近之人，皆大敌也。仆夫且忧形于色，而有况瘁之容，无飞扬之意，则善于奉使之至也。阁下其绎此诗！

何为一归墟义也？曰：我与公约，期公以两期期年，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，物力实，人心定，而后归报我皇上。《书》曰：“若射之有志。”我之言，公之鹄矣。

——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《龚自珍全集》

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已经面辞了皇上，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于是奉献上三项确定性的意见，三项附属性的意见，三项答辩性的意见，以及一项归结性的意见。

中国自从夏禹、箕子以来，对于农业生产和货币流通两者是并重的。从明朝初期开采银矿，四百多年了，未曾增多过一厘银子，现今所用的白银都是明初就有的银两。地下的银矿是实实在在的，但在世上流通的白银却有限得很，即使不外流的话，由于人为的事故和自然的灾害，每年也大约要损耗银子三四千两，何况又这样大量地流出海外！这是确定性的意见，更不容有丝毫的疑问。汉代的五行家，把在食物和服饰上出现的怪异情况称作食妖、服妖，通过它们来判断天下即将发生的灾变。鸦片烟就是食妖，吸食的人病入魂魄，颠倒昼夜。对于吸食鸦片的人应当处以绞刑的严厉惩罚！贩卖、制造鸦片的人应当处以

砍头的严厉惩罚！士兵吸食鸦片，也应当处以砍头的严厉惩罚！这是确定性的意见，更不容丝毫的疑问。对于上述这些人，杀既杀不尽，便不可不杜绝鸦片的来源；要杜绝它的来源，那末洋人会心怀不满，内地的坏人也会心怀不满。有这两种对禁烟心怀不满的人，没有武力的后盾又怎么能够取得胜利呢？您进驻澳门，离广州城远，那是洋人麕集的地方。您以文官之身孤身深入洋人的巢穴，这难道能行吗？这一去应当多带领军队跟随着自己，这正是皇上颁发大印让您指挥水军的含意所在。这是确定性的意见，更不容丝毫的疑问。

吸食鸦片烟应当禁绝，还应当同时杜绝呢绒羽毛制品的输入。杜绝了这些，国内丝绸的收入就会增加，棉花的收入就会增加；丝绸、棉花的收入增加了，国家的经济就富足。再有凡是钟表、玻璃、燕窝之类的东西，只能取悦京都的纨绔子弟，从而夺去他们所看重的货币，所以全都是极不急需的物品，应当一并杜绝。这是一项附属性的意见。应当强制期限叫洋人搬迁到澳门去，不许留下一名。只保留商馆一所，作为从事商业活动时供外国人居住的地方。这又是一项附属性的意见。枪炮武器应当力求精良，京师火器营，乾隆年间攻伐金川时曾经使用过，不知施用在海防上面是否方便？广州有没有能够制造枪炮的能工巧匠？胡宗宪的《筹海图编》，有没有一些可在大体上仿造致用的地方？应当布置下去让部属吏员们讨论。如果带领广州的军队去澳门，要多带能干的工匠，以便修理保养军器。这又是一项附属性的意见。

于是有儒生表示反对说：“中国农业问题要比货币问题更急迫。”搬用东汉大臣刘陶的旧议论来进行对抗。刘陶的旧论是不错，两种说法表面也好象是差不多，然而我难道护惜货币，便是置农业问题于不理不顾么？儒生这种议论用在开矿的年代，可以说是切中时病；用在当今禁止白银外流的时期，便是不合时宜了。农业生产固然是“八政”中的第一件，而货币即紧跟着排列在第二位，夏禹、箕子都是这样的说法。这是一项答辩性的意见。于是又有管理关税的官员提出非议说：“不让呢绒、钟表、燕窝、玻璃这类物品进口，关税就会短少。”说到中国和外国人做买卖，最能得到好处的是在于购买对方的

粮米，其余的都是无足轻重的。应当正告他们说：即将要把关税定额陆陆续续地请求减低下来，这未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