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，则稷无牲矣。说者曰，举社则稷可知。苟可举社以明稷，何独不举一以明二？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若有二而除之，不若过而存之。况存之有义，而除之无据乎？

《周礼》封人掌设社壝，无稷字。今帝社无稷，盖出于此。然国主社稷，故经传动称社稷。《周礼》王祭社稷则絺冕，此王社有稷之交也。封人所掌社壝之无稷字，说者以为略文，从可知也。谓宜仍旧立二社，而加立帝社之稷。时成粲义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，欲破郑氏学。咸重表以为：“如粲之论，景侯之解文以此坏。《大雅》云‘乃立冢土’，毛公解曰，‘冢土，大社也。’景侯解《诗》，即用此说。《禹贡》‘惟土五色’，景侯解曰，‘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，封四方诸侯，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’。如此，太社复为立京都也。不知此论何从而出，而与解乖，上违经记明文，下坏景侯之解。臣虽顽蔽，少长学门，不能默已，谨复续上。”刘寔与咸议同。诏曰：“社实一神，而相袭二位，众议不同，何必改作！其便仍旧，一如魏制。”

其后挚虞奏，以为：“臣案《祭法》‘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，王自‘为立社曰王社。’《周礼》大司徒‘设其社稷之壝’，又曰‘以血祭祭社稷’，则太社也。又曰‘封人掌设王之社壝’，又有军旅宜乎社，则王社也。太社为群姓祈报，祈报有时，主不可废。故凡祓社衅鼓，主奉以从是也。此皆二社之明文，前代之所尊。以《尚书·召告》社于新邑三牲各文，《诗》称‘乃立冢土’，无两社之交，故废帝社，惟立太社。《诗书》所称，各指一事，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，未可以易《周礼》之明典，《祭法》之正义。前改建庙社，营一社之处，朝议斐然，执古匡今。世祖武皇帝躬发明诏，定二社之义，以为永制。宜定新礼，从二社。”诏从之。

至元帝建武元年，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。其太社之祝曰：“地德普施，惠存无疆。乃建太社，保佑万邦。悠悠四海，咸赖嘉祥。”其帝社之祝曰：“坤德厚载，邦畿是保。乃建帝社，以神地道。明祀惟辰，景福来造。”

汉仪，每月旦，太史上其月历，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，奉行其正。朔前后二日，牵牛酒至社下以祭日。日有变，割羊以祠社，用救日变。执事者长冠，衣绛领袖缘中衣、绛缘以行礼，如故事。自晋受命，日月将交会，太史乃上合朔，尚书先事三日，宣摄内外戒严。挚虞《决疑》曰：“凡救日蚀者，著赤帻，以助阳也。日将蚀，天子素服避正殿，内外严警。太史登灵台，伺侯日变，便伐鼓于门。闻鼓音，侍臣皆著赤帻，带剑入侍。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，立其户前。卫尉卿驱驰绕宫，伺察守备。周而复始，亦伐鼓于社，用周礼也。又以赤丝为绳以系社，祝史陈辞以责之。社，勾龙之神，天子之上公，故陈辞以责之。日复常，乃罢。”

汉建安中，将正会，而太史上言，正旦当日蚀。朝士疑会否，共谘尚书令荀彧。时广平计吏刘邵在坐，曰：“梓慎、裨灶，古之良史，尤占水火，错失天时。《礼》，诸侯旅见天子，入门不得终礼者四，日蚀在一。然则圣人垂制，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，或灾消异伏，或推术谬误也。”彧及众人咸善而从之，遂朝会如旧，日亦不蚀，邵由此显名。

至武帝咸宁三年、四年，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，改魏故事也。元帝太兴元年四月，合朔，中书侍郎孔愉奏曰：“《春秋》，日有蚀之，天子伐鼓于社，攻诸阴也；诸侯伐鼓于朝，臣自攻也。案尚书符，若日有变，便击鼓于诸门，有违旧典。”诏曰：“所陈有正义，辄敕外改之。”

至康帝建元元年，太史上元日合朔，后复疑应却会与否。庾冰辅政，写刘邵议以示八坐。于时有谓邵为不得礼意，荀彧从之，是胜人之一失。故蔡谟遂著议非之，曰：“邵论灾消异伏，又以梓慎、裨灶犹有错失，太史上言，亦不必审，其理诚然也。而云圣人垂制，不为变异豫废朝礼，此则谬矣。灾祥之发，所以谴告人君，王者之所重诫，故素服废乐，退避正寝，百官降物，用币伐鼓，躬亲而救之。夫敬诫之事，与其疑而废之，宁慎而行之。故孔子、老聃助葬于巷党，以丧不见星而行，故日蚀而止柩，曰安知其不见星也。而邵废之，是弃圣贤之成规也。鲁桓公壬申有灾，而以乙亥尝祭，《春秋》讥之。灾事既过，犹追惧未已，故废宗庙之察，况闻天眚将至，行庆乐之会，于礼乖矣。《礼记》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，谓日官不豫言，诸侯既入，见蚀乃知耳，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。引此，可谓失其义旨。刘邵所执者《礼记》也，夫子、老聃巷党之事，亦《礼记》所言，复违而反之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