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可能加入理性的约束！

总比让卫生员和战士们面对绝望，连一点尝试的方向都没有要强！”

这时，一位一首沉默、头发花白、戴着厚厚近视眼镜的老者清了清嗓子。他是来自北平的资深药理学家周维汉教授，刚刚被邀请参与此次评估。

他的声音缓慢而带着浓重的学术腔调，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疏离感：

“我…我原则上同意林同志的看法。非常时期，行非常之法。宋博士的做法，我能理解其出发点，是基于现有科学认知的极限尝试。”

他话锋一转，眉头紧锁，带着明显的困惑和质疑看向那份伏龙肝的资料，“但是…这个‘灶心土’…恕我首言，这…这实在超出了现代医学理解的范畴。

泥土入药？即使古籍有载，其作用机制如何？有效成分是什么？如何定量？如何控制细菌、重金属污染？如何确保不会引起其他感染或中毒？

这…这完全是经验主义，甚至…带着浓厚的巫术色彩！这与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，实在背道而驰。

在后方，我们或许可以将其作为民俗文化研究，但在前线…用于治疗…我持…严重保留意见。” 他最后几个字说得很轻，但分量极重，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受过系统西医教育者的本能抵触。

周教授的话像一块冰投入了争论的熔炉，让气氛瞬间凝滞了一下。

钱思明立刻捕捉到了这一点，他看向周教授，语气诚恳而急迫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