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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商业型政权的户籍创新：以吴越、闽、南汉为例

（一）吴越：海上贸易驱动的户籍分层

吴越（907—978年）据有浙江及苏南部分地区，境内钱塘江、甬江流域水运发达，明州、杭州港是当时中国对日本、朝鲜的主要口岸。钱氏政权「善事中原」以保境，依托海外贸易积累财富，其户籍管理呈现明显的「商业导向」。

1. 市舶户籍与蕃商管理：吴越在明州设「市舶司」，专管海外贸易，将从事海运的「舶商」单独编为「海商籍」，登记船只规模、贸易路线、货物种类。据《吴越备史》记载，后梁贞明二年（916年），吴越首次对蕃商实行「保甲制」，每十艘蕃船编为一保，推举保长负责户籍登记与税收，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外籍商人户籍管理尝试。

2. 坊市户籍与商业税征：杭州作为吴越都城，打破唐朝「坊市分离」制度，形成「前街后市」的格局。吴越将城市户籍按街区分为「坊户」，按资产划分为九等，上等户多为牙商、柜坊主，需缴纳「商税」与「屋税」，下等户为小商贩，税额减半。据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，吴越后期杭州坊户达十万余，商业税占财政收入的60%，远超农业税。

3. 工匠户籍与官营手工业：吴越手工业发达，尤其是丝绸、瓷器制造，钱氏政权将工匠编为「匠籍」，隶属于「作院」，户籍注明技艺种类，世代服役。与农业型政权不同，吴越匠籍允许工匠在完成官役后从事私营生产，只需向官府缴纳「代役钱」，这种弹性管理促进了江南手工业商业化。

（二）闽：海疆开发中的户籍整合

闽（909—945年）统治福建地区，境内多山少田，农耕条件有限，但泉州港（时称「刺桐港」）是当时世界最大港口之一。王氏政权通过开发海疆与海外贸易求生存，其户籍管理体现出「山海分治」的特色。

1. 舶司户籍与海商保甲：闽在泉州设「榷货务」，管理海商户籍，规定海商出海需持「公凭」（通行证），回港后向榷货务申报货物，按户籍登记的资本额缴纳「抽分」（关税）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引五代旧档，闽龙启元年（933年），泉州海商户籍已达三千余，其中阿拉伯、波斯商人占三分之一，闽政权对蕃商实行「蕃坊」制度，允许其在指定区域居住，由蕃长负责户籍登记。

2. 山峒户籍与畲族管理：福建山区多畲族聚居，闽政权推行「和蛮」政策，将山峒畲民编为「峒户」，承认其部落首领「峒主」的管辖权，峒户只需每年缴纳少量土特产（如丹砂、兽皮），无需承担赋税徭役。这种「因俗而治」的户籍管理，既减少了民族冲突，又将边缘族群纳入统治体系。

3. 屯田户籍与海疆开发：闽为解决人地矛盾，在沿海滩涂开展屯田，招募流民与疍民（水上居民）垦殖，编为「屯户」，户籍归「都巡检」管理。屯户可免十年赋税，但需承担海防巡逻任务，这种「亦农亦兵」的户籍设计，使福建沿海在五代时期得到大规模开发。

（三）南汉：蕃商经济下的户籍包容

南汉（917—971年）据有岭南地区，广州港是当时中国与东南亚、阿拉伯贸易的枢纽，境内海外蕃商云集。刘氏政权推行「重商轻农」政策，其户籍管理呈现出罕见的开放性。

1. 蕃坊户籍与宗教包容：南汉在广州设「蕃坊」，允许阿拉伯、波斯、印度商人居住，蕃坊设「蕃长」，由外商推举，负责蕃商户籍登记与宗教事务。据阿拉伯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记载，南汉时期广州蕃商户籍达十二万，蕃坊内建清真寺、教堂，户籍管理中尊重其宗教习俗，允许蕃商按伊斯兰法处理内部纠纷。

2. 市舶户籍与关税创新：南汉在广州设「市舶使」，将海商户籍分为「本土海商」与「蕃商」两类，前者按「船户」登记，后者按「商团」登记。关税征收按户籍资本分为三等，上等户（资本万贯以上）抽分30%，中等户20%，下等户10%，这种累进税制在古代户籍管理中颇具创新性。

3. 矿冶户籍与工商并重：岭南矿产丰富，南汉将矿冶户编为「炉户」，户籍隶属「铁务」，允许炉户在官营矿场之外私营开采，只需缴纳「矿税」。据《南汉书》记载，乾亨年间（917—925年），广州炉户达两万余，其户籍地位与农耕民户平等，反映了南汉「工商皆本」的户籍理念。

四、地理经济差异下的户籍管理成效与局限

（一）农业型政权的稳定与困境

南唐、楚等以农为本的政权，通过户籍与土地的强绑定，短期内实现了赋税稳定。南唐昇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