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南唐户籍管理更注重对“客户”的吸纳：

- 区分主客：将土着居民称为“主户”，流民称为“客户”，客户可“请射荒田”，开垦三年后纳税，五年后编入正式户籍；

- 商税户籍：在扬州、金陵等商业城市设立“商税务”，登记商人户籍，按交易额征收商税，形成最早的“商籍”雏形；

- 寺院户籍：整顿佛教寺院，“籍僧尼道士之数”，勒令无度牒者还俗务农，“得耕夫数十万”，充实编户齐民。

3. 吴越的“营田户籍”与水利结合

吴越国钱氏政权为开发太湖流域，将户籍管理与水利建设相结合：

- 营田户制度：设立“营田使”，招募流民组成“营田户”，集中开垦圩田，“每圩户五十至百人”，户籍由营田使直接管理，免除杂役，专事农桑；

- 水利户籍：将参与海塘、运河修建的民夫编为“水工户”，“计工给食，籍其姓名以防逃散”，工程结束后部分转化为屯田户；

- 市舶户籍：在明州（今宁波）设立市舶司，登记从事海外贸易的“舶户”，“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”，开创中国最早的外贸户籍管理。

四、经济与户籍的互动：重建背后的利益逻辑与社会效应

五代后期的户籍重建并非单纯的行政行为，而是经济复苏与政治稳定双重需求下的制度调整，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利益互动。

1. 财政逻辑：从“以人计税”到“以田定税”的过渡

唐中期以后，两税法虽以“户等”“田亩”为征税依据，但五代前期因户籍失实，地方多以“人丁”摊派赋税，导致“富者田连阡陌而赋轻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赋重”。后周世宗“均定田租”后，户籍登记重点从“人丁”转向“田产”，如显德五年（958年）规定：“诸州府秋夏税赋，以田土顷亩、户等高下为断”，户籍与土地登记（鱼鳞图册雏形）开始结合，为宋朝“主户以田产定等”的制度奠定基础。

2. 社会控制：从军事征发到民生安辑的转向

五代前期，户籍的军事功能（征兵、征役）压倒经济功能，导致民怨沸腾。后周世宗改革后，户籍管理重心转向“安辑流民”，如规定“逃户归业者，给复三年”，南唐“客户垦田者，勿收其税”，通过减免赋役吸引流民附籍。这种转变使户籍从“强制束缚”变为“利益诱导”，百姓主动登记户籍的意愿增强，后周显德年间，开封府“户口比旧增二十余万”，南唐昇元年间，江淮地区“编户益繁，府库充牣”。

3. 基层治理：里甲制与保甲制的早期融合

五代后期的户籍管理强化了基层组织建设。后周“以百户为里，五里为乡，里置里正，乡置耆老”，负责户籍编造；南唐则“以十户为保，五十户为大保，十大保为都保”，兼具治安与户籍功能。这种“里甲—保甲”的复合组织，既继承了唐朝乡里制的赋役管理传统，又融入了五代军事联防的需求，成为宋朝保甲法的先声。

五、制度遗产：五代户籍探索对宋朝的奠基作用

宋朝建立后（960年），宋太祖赵匡胤“尽收藩镇之权”，在户籍制度上直接继承并发展了五代后期的改革成果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：

1. 体系框架：从“临时版籍”到“主客户制”的定型

后周世宗时期编造的“版籍”仅为应急措施，宋朝则将其制度化：

- 明确区分“主户”（拥有土地、承担赋役者）与“客户”（无地佃农），客户虽不纳田赋，但需登记入籍，“附籍为户”；

- 城市户籍单独管理，设立“坊郭户”，按资产划分为十等，征收屋税、地税，直接继承南唐“商籍”与“市舶户籍”的管理经验；

- 军户、匠户等特殊户籍开始萌芽，后周“营田户”“水工户”的职业编户方式，演变为宋朝“配户当差”的雏形。

2. 技术手段：从手工检田到文书档案的规范化

五代后期地方官已尝试用“田帐”“丁籍”记录户籍信息，宋朝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严密的文书体系：

- 每十年编造“丁口版籍”，登记人户姓名、年龄、田产，“县以籍申州，州以籍申户部”；

- 发明“户帖”制度，由官府发给每户户籍凭证，“具载户主姓名、丁口、田宅、产业”，作为户籍核查依据；

- 引入“户等推排”机制，按资产变动调整户等，防止富户逃税，后周“均定田租”的经验被系统化。

3. 治理理念：从“强干弱枝”到“与民休息”的延续

五代后期户籍重建的核心是“休养生息”，宋朝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