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设里正一名，负责编造版籍；每十户为一“甲”，设户长一名，协助核查人丁田产。编造流程如下：

1. 户等自评：户主填报“户状”，写明土地、资产、丁口情况；

2. 邻里互保：甲内各户相互担保，防止隐瞒；

3. 里正核实：里正实地勘查，核对田亩四至与资产；

4. 州县审定：县令与主簿复核，确定户等，造册上报。

为防止舞弊，宋廷制定严格律法：《宋刑统·户婚律》规定，“诸脱户者，家长徒三年”，“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，一口笞四十，三口加一等，过杖一百，十口加一等，罪止徒三年”。咸平四年（1001年），户部尚书田锡奏报：“诸州版籍，多有不实，或一户之内，丁口隐漏，或一县之中，户等差错”，朝廷遂令诸路转运使“亲往州县，督责编户，不得欺隐”。

（二）户等与赋役征发的绑定

北宋赋役体系以户等为核心：

- 田赋：主户按土地数量缴纳，一等户每亩纳粮一斗，五等户减半；客户租种主户土地，需向主户缴纳“租课”（一般为亩产的50%），但不直接向官府纳田赋。

- 丁税：主户与客户的成年男子（20-60岁）均需缴纳，按户等高低征收钱或实物。如江南地区丁税为“每丁纳钱三百文”，而河北路“每丁纳绢一匹”。

- 徭役：主户按户等承担不同差役：一等户充任里正、衙前，负责催税与押运官物；二等户充任户长、弓手，维持治安；三四等户充任壮丁，承担杂役。客户虽不服正役，但需服“夫役”（如修河、筑城），“凡有大兴作，率籍客户为夫”（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）。

这种“以户等定赋役”的制度，理论上体现了“量能负担”原则，但实际执行中却因户等划分不公引发矛盾。至道元年（995年），秘书丞刘锡奏称：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而户等反低；贫者无立锥之地，而户等反高”，原因在于地方豪强“通同里正，隐产降等”，而贫民“虽仅有薄田，亦被抑为高户”。

四、户籍重建的成效与潜在危机

（一）从“户口凋零”到“生齿日繁”

北宋版籍制度的推行，使户籍人口在短期内显着回升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统计：

- 建隆元年（960年），全国在籍户数约96万；

- 开宝九年（976年），增至309万户；

- 至道三年（997年），达686万户；

- 天禧五年（1021年），突破900万户。

人口增长的背后是垦田面积的扩大：太祖时期垦田295万顷，至真宗天禧年间增至524万顷，版籍登记的土地与人口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。咸平六年（1003年），户部判官孙冕奏报：“自五代以来，民多流亡，田野荒秽，今见丁口渐繁，田野日辟，版籍之数，倍于往昔”，反映了户籍重建对经济复苏的推动作用。

（二）制度执行中的结构性矛盾

1. 客户的身份困境：客户虽被编入户籍，但缺乏土地所有权，“一遇水旱，即束手无策，唯有流亡”。景德年间（1004-1007年），江淮地区客户因灾逃亡，“朝廷虽令招抚，然流民既归，而主户多不与田耕种”，导致“客户复逃，版籍又虚”。

2. 户等划分的利益博弈：一等户为逃避重役，常通过“诡名析户”（拆分户籍）降低户等。如江南地区“富家大姓，争为小户，以避差役”，将一户拆分为数户，“父析子户，母析女户，兄弟析居”，导致“版籍虽存，人户已减”。

3. 地方官的考核压力：宋廷以“增户”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标准，引发虚报户口的乱象。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，知虢州（今河南灵宝）王曾奏报：“诸州岁奏户口，多有不实，或析客户为主户，或虚增丁口以邀赏”，甚至出现“客户本无田产，而强编为主户，以充数耳”的荒诞现象。

五、户籍新制与封建统治的深层逻辑

（一）从“人身控制”到“财产税基”的转型

与唐朝户籍强调“丁口”不同，北宋版籍以“资产”为核心，标志着户籍功能从“人身依附”向“赋税征收”的转变。唐朝均田制下，户籍是分配土地的依据，“计口授田”；而北宋版籍则是确认土地私有权的凭证，“有田则有籍，无田则无籍”。这种转变适应了土地私有化的趋势，也为后来“一条鞭法”的赋税改革埋下伏笔。

（二）中央集权与基层控制的强化

北宋通过版籍制度，将五代时期失控的基层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。里正、户长等基层吏员由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