迁回，标志着户籍对人身的束缚已出现实质性松动。

五、历史局限与制度遗产

隆庆和议后的户籍松动仍存在明显局限：

- 管理漏洞：寄籍汉民的实际赋税负担远低于内地，导致山西等地出现“避税北迁”现象，明廷虽多次核查，却因“边地辽阔，难以遍稽”而收效甚微。

- 军事隐患：部分寄籍汉民为蒙古部落提供农耕技术与铁器制造，增强了其经济实力。如万历后期，土默特部“藉汉民耕织，兵强马壮”，虽未再次大规模南侵，却对明朝形成潜在威胁。

但从长远看，这一时期的制度探索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经验：

- 清朝在处理蒙古与内地关系时，借鉴“寄籍”模式，发展出“旗民分治”与“边外寄庄”制度；

- 近代东北“闯关东”的户籍管理，本质上是隆庆以来“人口流动—户籍调整”逻辑的延续。

结语：户籍制度与时代变局的互动

隆庆年间的明蒙边境户籍松动，绝非偶然的政策调整，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从对抗走向融合的必然结果。当互市的经济利益超越战争的政治需求时，传统以军事控制为核心的户籍制度，不得不让位于更灵活的“寄籍”管理。这一过程既展现了封建王朝面对社会变迁的制度适应能力，也预示着户籍制度从“政治工具”向“经济纽带”的转型趋势——而这，正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向近代化演进的关键伏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