：［四块玉］

四是慨叹宦途的险恶：

黄金带缠着忧患，紫罗襕裹着祸端。

——张养浩：［水仙子］

官极将相位双兼，险险险！

——曾瑞：［醉春风］《清高》

从以上内容来看，所谓“叹世”，也就是愤世嫉俗；这些作品反映了元代不合理的现实，客观上有揭露封建社会的意义。

对待上列不合理的现实，作者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？既然社会上是非不分，那就不计较人我是非吧：“贤的是他，愚的是我，争甚么！”⑦“绝荣辱，无是非，忘世亦忘机。”⑧既然看不惯世人的争名夺利，那就摆脱名缰利锁吧：“离了利名场，钻入安乐窝，闲快活。”⑨既然有人仗势欺人，那就忍辱退让，不争闲气吧：“退一步乾坤大，饶一着万虑休。”⑩“唾面来时休教拭。”既然宦途险恶，那就急流勇退，及早归隐吧：“荣华休恋，归去来兮。”“弃了官，辞了朝，归去好。”象这一类的表白，自然有不少是故作颓唐的反话，但也不可避免地涂上了消极逃避的色彩。应该指出，元曲不但在慨叹不合理现实的同时表现出消极的思想，而且还有很多感叹人生如梦、富贵无常、流光易逝，鼓吹及时行乐的作品；至于那些以《知几》、《道情》、《乐道》为题的，就更为悲观绝望了。

作家们不满现实、逃避现实、希望及时行乐的态度，往往以归隐田园的方式，集中地表现出来，所以元曲以《归隐》，《恬退》、《村居》为题的作品特别多。包含在这些题目下的内容，是“闲身退出红尘外”，“向这水边林下，盖一座竹篱茅舍。”春天，在桃红柳绿、莺啼燕语中焚香静坐，闲奏丝桐；夏天，在松阴荷香下，和好友下棋，消磨长昼；秋天，“和露摘黄花，带霜分紫蟹，煮酒烧红叶”；冬天，“倚蒲团唤童重烫酒，看万里冰绡染就”。他们作伴的是渔樵；他们留恋的是诗酒；他们流连的是自然风光，田园佳趣；他们追求的生活境界是任情适意，散诞逍遥。象这样尽情地讴歌隐居生活，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。

“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，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。”元曲中从叹世到归隐的复杂的思想内容，乃是元代黑暗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结果。元朝以蒙古奴隶主贵族入主中国，他们把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统治方式带到中原，虽然经过窝阔台和忽必烈的“汉化”（即向汉族原来的生产、统治方式靠拢，实行封建化），但贵族中的顽固势力仍然相当强大，所以蒙古人在中原掠地放牧、驱人为奴等现象很长时间没有停止。为了保证他们在政权中的主宰地位，元朝统治者又实行民族歧视政策，把人民分为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四等，在政治、法律上都规定着不平等的待遇，以致蒙古、色目人可以随便欺压直至杀死汉人、南人而不受到处罚，而汉人、南人的反抗则受到严刑峻法的惩处。那些权豪势要之家，花花太岁公子，倚仗

父兄权势，横行乡里，鱼肉人民；加以吏治的黑暗，社会秩序的混乱，这就使人民经常处于受迫害的地位。元代规定，中央各部院的长官都由蒙古、色目人担任，汉人、南人只能担任副职；地方上也设置蒙古或色月人的达鲁花赤（蒙古语，意即首长官）来总揽一切。这些长官大都昏庸而又暴虐，处在他们手下的汉族官员随时都会有不测之祸，他们管辖下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。正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作用于作者的头脑，使他们发出了愤世嫉俗的呼声；而这些作者又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，他们有的身居高位，有的屈沉下僚，有的一生潦倒，情况各有不同，因此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也有差异。但在元朝强大军事力量的占领下，他们又一般地缺乏积极反抗的力量，只好在愤愤不平地发一通牢骚之后，用各种办法来麻醉自己。他们有的信奉老庄的退让哲学，把乐天安命、知足不辱奉为处世的原则；元代道教在北方占有重要地位，他们因此又把人生无常、消极出世思想渗入了自己的作品。大部分出于主观幻想的对田园隐居生活的美化，只不过是他们追求精神上遁世的出路。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经过他们的思想的折光，大部分变成了看破红尘的说教，这是我们在考察元代散曲思想内容时不得不引为遗憾的一件事。但是通过这些“弱者的抗议”，我们又可以看到中世纪野蛮统治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，从而憎恨那个使人悲观失望的社会。何况象“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，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”这样愤懑的句子，在古今诗人的“行路难”中都很难找得到。他们认为归隐是“这潇洒傲王侯”，“免区区附势趋炎”，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