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，有人要渡江，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，祈祷平安。不过，即使是这样，也难保不出风险。

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，胡雪岩捐银十万两，主办钱江义渡，并说：“此事不做则罢，做必一劳永逸，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。”

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，一位船工冲口而出：“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，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！，’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胡雪岩从码头回来，心里亮堂堂，主意也就拿定了。

他又沿江实地考察，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，航程大，江上风浪大，容易出险。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，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“义渡”，把船码头“搬过来”，让“上八府”人改道由鼓楼进城。

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，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，不仅可载人，还可以载车和牲畜，而且免费过渡，又快又稳又省钱，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。这一来，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。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。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，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“义渡”的开通迅速冷落。真可谓“一石三鸟”之举。

胡雪岩创设义渡后，临时设有趸船，以便过客待渡，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，一般顾客不取分文，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刻，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，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，遇有风高浪急时，渡船停驶，救生船便挂了红旗，巡游江中，若有船只遭遇不测，就不避风浪险恶，飞快行驶过去救援。

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，而且义渡便利了“上八府’与“下三府”的联系，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，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。

成功语录：

识时务，顺势行

清朝江南地区的钱庄业多为宁绍帮所经营，而镇江帮有后来居上之势，这是当时江南金融业总的趋势。但在同治、光绪年间，杭州人胡雪岩却创办了一家全国最大的钱庄，规模凌驾于票号之上，形成了当时中国金融业“北票南庄”的局面。

“北票南庄”局面的形成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。在明末就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，在清朝中后期的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。其中丝业、茶业由于受出口的影响，其商品化的程度非常高，仅浙江一省每年的生丝总价就在二千万两以上，而遍布全省的大小丝行为收购生丝，需要一个全省范围的金融网，而当时浙江省内的钱庄数量虽多，但均是各自为战，相互之间缺乏联系，难以满足丝行的这一需求。到了同治年间，随着五口通商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，钱庄业的现状已严重阻碍了丝业、茶业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。

辛酉政变以后，朝廷决定集中力量消灭太平天国。不久，曾国藩奉旨统领长江中下游四省军务，指挥清军统一作战。行军作战军饷后勤的供求是取胜的物质基础。而统一的战场指挥要求军饷的调拨汇兑也要统一办理。但当时的钱庄业是一盘散沙。朝廷要依靠钱庄来调度军饷，就需要找一家可靠的来办理。在麟桂调任江宁藩司以后，阜康钱庄开始办理江南大营军饷的汇兑业务。而在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时，浙江一省的公款往来、军饷调度更是由阜康一手包办。这样，胡雪岩趁朝廷镇压太平天国之机，发展壮大了钱庄规摸，拓展了业务，为此后的“北票南庄”局面奠定了基础。

太平天国失败以后，芋宗棠率军进入浙江追剿太平军残余。胡雪岩以十万石粮食相赠，取得了左宗棠的信任，让他为清军购买军需，筹措军饷，左宗棠所率官军一年所需军饷不下百万，所筹款项均由胡雪岩一人负责。这样阜康钱庄有了这笔钱做本钱，作生意更为顺心。、

待到左宗棠西征平叛，历年共借款一千余万两充作军费，加上胡雪岩为西征军采购军需坞品，购买军械，前后花费达数千万两银子。这一笔庞大的款项汇进汇出皆是出自阜康钱庄，这也是阜康钱庄成为当时最大钱庄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阜康战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大量收取官员存款，胡雪岩设立上海分号，负责江浙地区清军的钱活调度，由于浙江省内多项公款度支布走阜康的帐号

，阜康的帐面陡然暴亚，当时竟达到了二百五十万两道记录，阜康的牌子在浙江开始有了信誉。这时胡雪岩慢慢意识到，如果没有分散各地的分号，他根本不可能与北方的山西票号并肩抗衡。因此，他决定进京筹建一个阜康分号。

胡雪岩进京后先去拜见同乡夏同善，正好遇到了福州将军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