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的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。文煜是个有名的和事佬，身为旗人，却深谙四书五经。他同夏同善一样，喜书而不执于书，做事极为中庸圆滑。

夏同善把胡雪岩介绍给了文煜，文煜对其认购官票一事颇为赞赏，认为阜康可作为商界楷模，值得各地商人学习。

而胡雪岩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不能长久，商人应该人尽其力，帮助官府打仗，早日求得世道平定，百姓安乐。

文煜对此深有同感，又问说如果逃跑的太平军战士在阜康存款，阜康会不会收。胡雪岩认为钱庄要讲信用，而信用对任何人都要讲。钱庄只管钱本身来得是否合路，存款之人身份如何一概不管。至于辩别忠伪是官府的事，如果官府查出钱是赃款，钱庄自当退出钱款。

文煜听了，深觉耳顺，暗自下了决定。原来文煜听了夏同善对胡雪岩的褒奖后对他产生了兴趣，经过和他的一番交谈，他觉得胡雪岩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。

文煜历任道员和督抚，主管税收，得了不少肥水。逢年过节，凡有所求之人，必有重重的礼节往来。他做官二十多年，手头足足有六十多万进项。

他本来想把这笔款子放在大德恒票号，不想手下告诉他，和他有宿怨的几个高官在大德恒均有眼线，万一被他们察觉了，参一本上去，一时半会儿恐怕解释不清楚。有了胡雪岩这么一个新进，为人又热心，事业上又极持隐秘之想法，很让文煜放心。所以文煜决定把这六十多万银子全部存入阜康。

刚进北京，分号还没开就有这么一个大头进项，胡雪岩觉着这是个好兆头。有了这六十多万两银子，胡雪岩用不着从南方带过来的钱就足以把分号先撑起来。

夏同善也存入了二十万两银子，并指点胡雪岩，多多拜访浙籍京官。胡雪岩便用了老办法，让伙计买通了各家门房，把浙籍京官家中的妻妾、帐房、书办等数目一一统计下来，每人先开了一个二十两的存折，挨家挨户送了去。这么一来，在京的浙***上知道了有一个叫胡雪岩的，在京城开了家阜康分号。此后，这些人一有往来支借，汇兑业务，自然马上就想到了阜康。另外一笔秘密款子，更是让胡雪岩感到兴奋。原来文煜和恭亲王相处甚洽。二人在朝廷中一唱一和，从来都是共进共退，参议朝政。所以二人无话不谈，胡雪岩的阜康分号一开张，文煜就把这事说给恭亲王听。至于胡雪岩的办店原则。文煜更是推崇不止。两个都觉得，难得有眼光的商人，更难得有操守的商人。至于胡雪岩坚持钱业中人只管钱业，这一点让文煜感到放心，也让恭亲王放心。有了文煜这样为胡雪岩树口碑，恭亲王也毫无顾虑地把手头的二十多万两闲款存入了阜康。不过他再三叮嘱，万不可透露此钱是属于恭亲王的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生意场上的成败，常常一靠信用，二靠关系。阜康钱庄的成功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在能对生意的成败发生作用的各种关系中，与其他生意人结成的某种伙伴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商业的竞争中，单靠一家的力量常常是不够的。为了增强竞争的实力，有效地占领市场，为了更大规模地商业经营，往往需要在双方互利互惠的前提下联合同行，一起运作。毫无疑问，这样一来，联合的各方也就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利害关系，往往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用一句俗话说，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谁也离不开谁。胡雪岩在麟桂允许阜康代理江南大营的军饷汇兑后，决定与大源钱庄做联号生意，这表现出胡雪岩最善于借助于他人的力量，在双方都有利的条件下谈合作，结果对方也乐为所用。大源钱庄的老板对阜康愿意与他合作承汇江南大营协饷的生意，十分感激，而胡雪岩让他出面去上海创办分号，更觉得是胡雪岩给他面子，因而死心塌地地支持阜康。这样，胡雪岩每次有大宗生意，常与其它钱庄联手。知恩图报，这些钱庄有好生意时自然也不会忘了阜康，这样一来，阜康的力量逐渐扩大到了整个江浙地区。

做联手生意，需要共同承担负险，自然也就要求共同维护信用。这里的共同维护信用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。第一，它是指合作的各方都能自觉的信守协约，注意通过保持信誉维护自我形像，因为在合作过程中，合作者某一方的自我形像，其实已经成为合作各方整体形像的一个部分，合作双方任何一个自我形像的损坏，都将影响整体。第二，合作双方的相互维持。这正如胡雪岩与大源钱庄协办军饷汇兑一样，不能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，在维护自己信用的同时，也要顾及对方的信用。如果为自己而使对方信用受损，受孩者中，一定也包括自己，这是商人都应注意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