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颜渊那么穷的人，却并不因此而失去他的快乐，由此可知遭遇和环境并不足以困住一个人。

【评析】朱子以《大学》为曾子所作，而《大学》可说是儒家思想最精粹、最有系统的一篇文章，《中庸》为子思所作，而子思又是曾子的弟子，由此可见，曾子是真正能将孔子一贯之道传下来的人。然而曾子在孔门弟子中是属于愚的，资质并不很高。所以，资质并不足以限制人，人最怕的是自己限制了自己，而不肯努力，那就真的无法改善和补救了。

人的快乐有依于环境，也有不依于环境的，如果一定要万事皆备，又有东风吹得百花开才能快乐，那么人生真的难得几回乐了。事实上，心境自由就是快乐。像颜渊那样一箪食，一瓢饮，而不改其乐，便是因为他的快乐并不依附在外界的环境上，而是由内心自生的。虽然其中有知命而乐天的成分，但是生命本有的快乐却是每个人都具有的，并不因环境而改，也不因学问而生。只要每个人不缘外境，放下万虑，就可感受到这种快乐。这种快乐既然不是得之于外，所以也不会失去，只要每个人反求自心，便可见到。

汉高祖之英明，陶朱公文智计

【原文】以汉高祖之英明，知吕后必杀戚姬，而不能救止，盖其祸已成也；以陶朱公之智计，知长男必杀仲子，而不能保全，殆其罪难宥乎？

【注释】戚姬：戚夫人，为汉高祖宠姬，高祖崩，即为吕后所杀。陶朱公：范蠢佐越王勾践破吴后，至定陶，自称陶朱公，经商而成巨富。

【译义】像汉高祖那样英明的帝王，明知在他死后吕后会杀死他最心爱的戚夫人，却无法挽救阻止，乃是因为这个祸事已经造成了。而如陶朱公那么足智多谋的人，明知他的长子非但救不了次子，反而会害了次子，却无法保全他，大概是因为次子的罪本来就让人难以原谅吧！

【评析】汉高祖雄才英明，能取天下，却不能阻止吕后杀戚夫人，一方面虽是高祖已死，无能为力，同时也是因为天下可取而得，人心之妒难消。妒恨之心，其烈逾火，其毒甚鸩，乃有吕后为天下至残之事，出乎常人想像。由此可见，天下最难解决的问题，便是潜藏在人心的仇恨。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即使如汉高祖力足以平天下之人，也不足以阻止家庭惨祸的发生。

范蠡的智慧是有名的，他能在佐越王灭吴之后及时引退，可见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然而当他的次子在楚国杀人，他已知让长子带金救赎，很可能会因惜金而误事，却不出面阻止，由此可知他并不十分想保全次子。因为就情而言他当救次子，而就理而言杀人本是难恕之罪。长子由于年轻时深感父亲创业之难，所以惜金，却导致次子被杀，这又岂是长子所能想到的？因此，有些事并非斤斤计较、太过精明，就能办得好的。

揆诸理而信言，问诸心始行事

【原文】言不可尽信，必揆诸理；事未可遽行

，必问诸心。

【注释】揆：判断、衡量。遽：急忙。行：做。

【译义】言语不可以完全相信，一定要在理性上加以判断、衡量，看看有没有不实之处。遇事不要急着去做，一定要先问过自己的良心，看看有没有违背之处。

【评析】话入耳中，首先要用理性去判断它，看它的可信度有多少。如果它涉及个人，首先要以过去对这个人的印象来衡量，这个人是否会做这样的事？如果它涉及事情，就要以这件事的趋势和过程来考虑，看有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。如果经过种种考虑，觉得可以相信，再进一步去证实和了解。不要随便相信谣言或是不实的话。语言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，真实的话我们可以采纳，虚伪的话则置之不理，有关的就管，无关的就不管，总要加以弄清楚，免得被人利用了而不知。

许多事情在做之前，一定要在心中加以斟酌。譬如这件事牵涉到哪些人，会不会损害到其他人的权益？这件事该不该自己去做？有没有逾越之处？最重要的是，做这件事会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，让自己感到不安。这些都是要事先考虑好，如果冒冒失失地就去做，做完了发现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害，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

**要人穷尽事物之理，

阳明教人反观自己本心【原文】**补《大学》格致之意，恐人误入虚无，而必使之即物穷理，所以维正教也；阳明取《孟子》良知之说，恐人徒事记诵，而必使之反己省心，所以救末流也。

【注释】格致之章：《大学》中有“致知在格物”句，朱熹注解，指格物是穷尽事物之理，无不知晓之意。